这个问题，知宁早有准备。
“因为这里是我的家，”她回答得真诚而恳切，“家人在这里，是我最重要的牵挂。”
她接着说：“但是，K-TH提供给我的博士研究机会，以及可能带来的国际视野，对我个人长期的职业发展同样至关重要。我非常希望能找到一个平衡点。b如说，如果贵公司能提供一些外派欧洲或者与欧洲分部进行技术交流的长期机会，那将是我最理想的选择。”
她巧妙地将球踢了回去，既表达了对家乡的依恋，又明确了自己的职业追求，将自己从一个被动的“被安排者”，变成了一个主动提出合作条件的“谈判者”。
最终回合：一张驾照的赌局
回到家後不久，知宁收到了科学园区那边的回覆——他们对她的资历非常满意，但短期内确实没有符合她要求的、长期的欧洲外派计划。
这个结果，在知宁的意料之中。
那个晚上，爸爸的心情显得很沉重。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一言不发。
知宁知道，最後的摊牌时刻到了。
她没有去跟他争论工作的好坏，或是瑞典与台湾的未来。她只是默默地回到房间，拿出了一样东西，放到了爸爸面前的茶几上。
那不是她的博士录取通知书，也不是什麽学术论文。
那是一张崭新的、刚从监理站拿到的台湾汽车驾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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